C919首个跨境商业包机自上海起飞赴港
（3）基础设施建设不计成本，设计和后续管理存在严重缺陷。
这是博弈和傻瓜两个词合二为一而来的，其意思非常好理解，就是傻瓜之间的博弈。再拿经济危机这个现象来说，经济确实是有起有落，这是自然规律。
总之，经济现象就是经济现象，经济规律就是经济规律，那些利用我们对经济规律的尊重来误导我们去尊重经济现象的人是错误的，甚至有时是别有用心的。更何况，即使没有这些工具，人类对泡沫的感知也是非常明显的。而且，人类早就创造出了诸如市盈率、市净率等衡量金融产品价值的工具，可以说我们并不缺乏发现泡沫的工具。人类发展到现在跟工业革命之前早已是天壤之别，这就是研究和利用自然规律的结果，而不是尊重自然现象的结果。这些人混淆了经济规律和经济现象的区别：经济现象背后确实有经济规律在起作用，但它们又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只要中国经济出现通货膨胀的苗头，政府就会毫不犹豫地收紧货币政策，压缩产能。经济越是存在风险，越是存在泡沫时，往往越容易出现畸形繁荣，而这些繁荣正是政客们所需要的第三，混合所有制为党管干部退出国企领域提供了条件。
第三，高管内部有能力和业绩优异的，但更不乏混日子的、没有能力和业绩的，或者象李华林那样有背景的。虽然央企的高管待遇存在诸多问题，但是否通过降薪、取消职务消费就能解决问题？我看未必。只有迈出这一步，现代公司治理的框架才能形成。如果国企高管可以享有消费定额，那就相当于增加了一笔指定用途的收入。
中央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国企薪酬虽然大大高于同级别官员，但却大大低于类似规模的民营或外资企业高管。
之所以如此纠结，根子还在政企不分这一老问题。换言之，如果你出任高管，就必须明确放弃所有的行政级别，与官员身份彻底切割。因此，我们可以把职务消费视为收入的一部分，只是要打个折扣，例如100万元的职务消费给高管带来的效用可能只相当于增加50万元的收入。只要国企高管是由组织部门任命、保留行政级别，就无法确定一个既激励相容又体制内公平的待遇水平。
随即，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张云就表示，坚决拥护金融高管降薪，不折不扣执行。出路何在？ 第一，国企高管的身份应该明晰化为经理人，不能停留在既是官员又是企业家的混沌状态。央企高管收入，真应了那句歇后语：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第四，国企改革的目光不能局限于国企本身。
2012年美国银行CEO布莱恩?莫尼汉的薪酬高达1200万美元。第二，社会公开选聘国企高管的困难在于，政府对非体制内人士不放心。
现在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目的之一就是通过股权结构的多元化来带动国企体制的改变。那么，是否应该取消职务消费并大幅度提高央企高管收入呢？这样也行不通：如果央企高管与同级别官员的收入差距过大，就会诱发套利，官员都会设法到央企去挣钱。
第四，薪酬过低，会加剧道德风险，引发更多的腐败。国企高管职务消费的产生，也和薪酬过低有关。不让明着拿，就偷偷拿，于是职务消费就应运而生：职务消费是消费而非收入，但却具有收入的效用。凡此种种，皆表明一些央企已沦为内部人硕鼠的豪门盛宴，成为权力套现和腐败寻租的温床。可见国企限薪首先是官员整风的延伸：既然国企负责人是组织部门任命的，并和官员一样具有行政级别，且日后还可以做官，那就必须和官员一样被整风。众所周知，垄断是腐败的温床。
原则上，应该禁止官员担任国企高管，因为做企业与做官需要的能力是皆然不同的。其实，在现行的党管干部体制下，央企高管薪酬某种程度上是个无解的难题。
如果央企高管都拿高薪，这当然不公平：第一，同样级别，央企高管的待遇远远高于政府官员。周永康之子周滨最重要的赢利模式就是与中石油做买卖。
现在民企的担忧之一就在于：民企与国企结婚之后，政府会不会继续党管干部？如果是这样，那企业体制就很难有实质性改变。官员认为央企高管待遇太高，央企高管认为自己待遇实在太低（与跨国公司相比）。
例如，如果你有50亿资产，有人自告奋勇不拿任何报酬替你管理这些资产，你会放心地把资产交给他吗？当然不会，因为存在显著的激励不相容。所以，对央企高管薪酬，不宜采取类似官员的整风对待，因为央企高管的激励水平对企业价值有重大影响。央企除了创新、不断改善管理之外没有其它出路。尽管中国的央企也引入了一些市场化的高管，但只是点缀而已。
第三，薪酬过低，会降低高管工作积极性，出现不作为、怠工，这会导致企业价值受损。从原理上讲，一个人的待遇要和他所管理的资产匹配，才是合理的。
第二，央企的利润主要来自于垄断地位和政策变化（例如石油价格的调整），而非高管的努力。新加坡淡马锡是一个值得学习的例子：虽然政府是大股东，但国企高管不一定是官员出身，而应择天下英才而用之。
高管存在诸如官场的奢靡之风，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甚至一顿饭可以吃掉几十万。但在实践中，由于党管干部的观念被（不恰当地）延伸适用于国企，国企的行政级别取而不消。
国企负责人的选聘应该突破体制界限，市场化选拔，党管干部应该退出国企领域。云南红塔褚时健、上海光明王宗南，都是能人，但其合法收入与其贡献极不匹配，可以说他们的腐败是不合理的体制逼出来的。现在央企的高管待遇与所管理的资产规模存在类似的问题中国人口结构的拐点正在出现，引起储蓄率停止上升甚至开始下降，于是投资增速放缓、GDP增速放缓。
二者的合力作用客观上推升了全社会的无风险利率，构成对权益类风险资产的巨大压力。然而，在中短期内，中国经济的现实变化却并不是这样一个可以充分预见的过程。
鉴于股票是唯一没有"刚性兑付"预期的金融产品，系统性风险被集中地、显性地、过度地反映在了股票市场里，成为"风险洼地"。储蓄率下降使外汇储备的积累和流动性创造也会相应减少。
在资本账户管制的情况下，中国高储蓄对应的外金融资产部分集中体现为官方外汇储备的积累，同时也形成对内流动性的创造。代表"新经济"的创业板受到热烈追捧，而代表"旧经济"的主板被一并冷落抛弃，反映了资本市场对中国经济转型的直观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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